Nassim Nicholas Taleb, author of the influential book on improbability “The Black Swan,” placed
“Thinking” in the same league as Adam Smith’s “The Wealth of Nations” and Sigmund Freud’s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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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克萊恩 ＃克萊恩 ＃佛洛伊德 ＃精神分析
▍講稿中譯
2024/03/19 Meg Harris Williams主講
【後克萊恩學派理論與臨床可以帶來什麼不同】公開課
（廈門一渡心理主辦，心靈工坊協辦）
回看網址：https://youtu.be/UNrpSl-4JGQ
中文翻譯校對：廈門一渡心理
繁體中文編校：心靈工坊
<如有引用，請註明資料來源>
根據比昂的見解，相較於經典精神分析來說，現代精神分析的「疆域」要廣闊得多。精神分析並非是一成不變的：正如所有科學或藝術一樣，它的方法和知識都在不斷進步，而且無論就治療還是研究而言，或者對這二者來說，精神分析仍然是一種相對較新的方法。自克萊恩於1960 年逝世後，後克萊恩學派對心靈的理解取得了顯著進展，這主要歸功於比昂（Wilfred Ruprecht Bion）、錢-凱爾（Roger Money-Kyrle）、羅森費爾德（Herbert A. Rosenfeld）、席格爾（Hanna Segal）、埃絲特．比克（Esther Bick）、梅爾策（Donald Meltzer）、瑪莎．哈里斯（Martha Harris）和約翰．斯坦納（John Steiner）等後克萊恩學派分析師們進一步的臨床經驗及哲學貢獻。我們從各種各樣的來源中汲取了新的洞見，進一步揭示了客體關係的複雜性，這些來源包括：與兒童的工作、嬰兒觀察、以及與先前幾乎無法進行分析治療工作的自閉的病人和精神病性的病人的工作。這一模型已經從佛洛伊德最初的神經生理學框架，經由克萊恩的母嬰情感衝突模型，擴展到了比昂的認識論模型，該模型將從經驗中學習作為心理發展的核心。
這種擴展的心智模型或心智理論，促進了臨床實踐觀察，並對臨床產生了深遠影響。它幫助我們能夠更好地觀察到更多種類的原始心理狀態，或者是發展受到阻礙的狀態。正如梅爾策所言，理論與實踐之間存在著相輔相成的關係：隨著模型變得日益複雜，以前無法觀察到的新的心理現象如今變得觸手可及。相應地，這些新的心理現象又進一步拓展了心智模型的認知邊界。此外，修訂後的模型還會提升分析師或治療師處理和使用自身反移情反應的能力，特別是比昂所提及的「未知」的能力，或者（借用詩人濟慈的說法）「負性的能力」。
在本次講座中，我將總結當前後克萊恩模型的若干核心特點，該模型源起於克萊恩，並通過與克萊恩緊密合作的分析師，特別是比昂和梅爾策，得以不斷演進。該模型的每一層次都是在前一層次的基礎上逐步發展而來的，隨著越來越多的臨床現象被發現，其複雜性也在不斷增加。梅爾策對精神分析思想演變的基本模式總結如下：
佛洛伊德使用的是神經生理學模型，該模型是從力比多的分布及其變化的角度來看待精神痛苦或無能，同時該模型的目標是尋求穩定住這些變化的方法。即便是在佛洛伊德後來的結構模型當中，自我仍然在試圖平衡它的兩個主人—也就是本我和超我所施加的壓力，以達成一種可以容忍的妥協。
克萊恩堅定地沿襲了佛洛伊德的心靈理論，她的工作旨在將佛洛伊德的力比多思想引入客體關係領域。然而，在她與兒童的實踐工作中，克萊恩發展出了一種不同的模型，該模型格外重視內心世界的空間性與戲劇性。梅爾策將其稱為「神學–地理學」模型，在這個模型當中，無意識幻想世界中充滿了客體和部分客體，這不僅僅是一種隱喻，更是一種心理現實。精神分析試圖觀察的正是這些交互，而這些交互首先體現在夢中。這些交互並非關於平衡，而是關乎在自體與其客體關系中，內在「心位」（抑鬱位和偏執分裂位）之間的戰爭。這一切都離不開一個足夠好的母性環境。在一切內在的交互/內在戲劇中，關鍵在於兒童或兒童–自體部分是否具有自戀傾向，以及是否在其內化的環境中，能夠承認對內在好客體（也就是內化環境）的依賴。
比昂提出了一種「認識論–哲學」的心智模式，試圖在客體關係的框架內解釋思想和學習的發展，進而闡釋其病理學。他從「轉化」的視角來看待無意識幻想的互動——也就是說，他認為心靈通過消化其情感經驗來逐步建構自身。心理健康取決於能否持續發展，而這並不是自然而然的過程。
根據梅爾策的說法，就精神分析對現實檢驗的關注而言，這意味著：
佛洛伊德認為，如果沒有良好的性關係，就會出現令人不悅的症狀；現實檢驗取決於體驗到滿足；克萊恩女士指出，若愛的需求得不到滿足，個體便會發育不良（精神佝僂病）；現實檢驗取決於體驗到安全；比昂說，若無法消化經驗，心靈便會因此受到毒害和摧毀；現實檢驗依賴於「自信的感覺」，即一個人看到的他個人或在臨床情境當中情感體驗的真相。
比昂將此稱為「從經驗中學習」，這與「了解」某件事情並不相同——這一概念不僅適用於精神分析，也同樣適用於其他一切生活事件。因此精神分析不再關於過去，而是關於移情與反移情在當下的互動，這裡的關鍵在於如何讓精神分析發揮從經驗中學習的功能，而不僅僅是「談論『精神分析』」。
請大家銘記上述演變，現在我將簡要介紹自克萊恩之後，在實踐精神分析方法的過程中，對精神分析模型進行的若干拓展。以下是我思考的要點：
1. 後克萊恩學派深入探討了母嬰關係與臨床工作間的平行性，為我們拓展了全新的視角。
2. 對建立在情感和無意識幻想基礎上的思維過程形成了更為豐富的認識，而該思維過程對於心理健康至關重要；
3. 認同的觀點得到了擴展，使我們能夠理解更多種類的原初狀態或沒有發育的狀態（如自閉狀態、二維狀態）
4. 為臨床工作者提供了作為藝術科學的精神分析方法以及反移情本質的新視角。
人們通常認為，與精神分析研究移情的方法最為接近的類比是母嬰關系。這一點在克萊恩與幼兒的工作中表現地尤為淋漓盡致，而當嬰兒觀察成為精神分析訓練的一部分時，對這一點的認識又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在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幾乎就在同一時期，比昂在母性遐思的基礎上發展了他關於「思維」的理論。儘管這一發展與嬰兒觀察的發展是平行的，但他的理論並非直接源於對母嬰的觀察，而是融合了哲學思想、臨床實踐和自我審視中獲得的啟示。在比昂看來，心智的發展遵循的是「容器—被容納者」原則，最初是一種非語言或前語言形式的交流。換言之，嬰兒的痛苦與對墜落（死亡）的恐懼，通過有聲但非言語的聲音和其他標識，投射到母親內在；母親接收到這種投射，並使用比昂所說的「阿爾法功能」，通過遐思對其進行處理，母親將嬰兒無法忍受的痛苦代謝後再返還給嬰兒，使這種痛苦變得有意義而不再是災難性的。（這就是比昂所描述的「象徵化的形成模型」）。對比昂來說，阻礙成長的主要因素並非缺乏滿足，而是缺乏理解。
在同一時期，錢-凱爾從病人的夢出發，強調認知發展是在母嬰關係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而母嬰關係是從其最原始的「部分客體」形式開始的。錢-凱爾最初接受的是哲學訓練，他從哲學傳統中汲取養分，為精神分析理論引入了許多關鍵性的概念。他和比昂一樣，都強調嬰兒或病人所內攝的不僅僅是一種符號或者想法，或者說不僅僅是一種理解，更是一種思考的功能。
同樣在20世紀50年代，埃絲特・比克（Esther Bick）發展了一種特殊的母嬰觀察方法，這種方法最初在塔維斯托克診所（Tavistock）得以應用，後來被世界各地的其他研究院所採納。這種方法是在真實的嬰兒觀察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不是從成年被分析者的材料中推斷出來的。與克萊恩的模型提出相似，比克的方法也建立在真實的兒童工作基礎之上，而不是像佛洛伊德那樣從成人的材料中推斷出來（小漢斯的案例除外）。比克在自己的治療和督導工作中，逐漸發現了這種原始而強烈的關係中蘊含的微妙差異和情感體驗，構建了一幅錯綜複雜的圖景。比克首先描繪了這樣的工作對精神分析培訓所產生的影響，然後由瑪莎．哈里斯（Martha Harris，也就是Meg老師的母親），繼續往前推進，瑪莎．哈里斯於1960年在塔維斯托克繼承比克，教授兒童心理治療課程，並進一步闡釋嬰兒觀察如何豐富了精神分析師的「裝備」：嬰兒觀察幫助分析師洞察成年病人身上兒童期或嬰兒期的影子；增強在情緒動蕩的情況下忍受不確定性和焦慮的能力；學會等待行為模式的出現；學習詳盡觀察的重要性，而不是依賴現有的理論。這對注意和詮釋非語言交流以及思考心身症狀也同樣具有重要意義。
比昂的思維理論對克萊恩學派模型的拓展最具影響力，它為精神分析治療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比昂認為，心靈是一種接收和消化思想的裝置，像被腺體組織所預期那樣。他認為這是人類進化的早期階段，而精神分析的核心正是要解決這一階段的問題。精神分析並不是要尋求一種「治癒」的方法，使之符合某種先入為主的觀念，即先入為主地認為病人應該是什麽模樣，或者病人應該有怎樣的感受。相反，我們將精神分析視為一種嘗試，即透過關注和思考病人的感受來「讓病人認識自己」，從而啟動一個持續終生、不斷認識自我的過程。比昂用「成為」這一哲學概念來指代這一過程，同時借用生物學的「內骨骼」和「外骨骼」術語來描述不同的心靈成長模型：對人類而言，真正的成長應該是內骨骼式的成長，是自內而外的成長。與此相對，外骨骼心理則缺乏「成長空間」，它更多地依賴於現有的觀念和態度，通常為外部群體的觀念和態度所主導。比昂將這種對既有態度的偏好稱為「記憶和欲望」，這些記憶和欲望是由「基本假設團體」形成的，這些基本假設團體或來自個體的內心深處，或受到周圍文化或外部群體的影響。
錢-凱爾和比昂都秉承了柏拉圖的思想觀，他們認為思想是由前概念與現實某些方面的結合而成，進而轉化為概念、想法或觀念。因此，思想超越了日常意義上的自體或人格；它們並非個體的獨創。比昂詳細闡述了思想如何因由某個試圖進入心理的想法而被激發，心靈裝置如何努力調整自己以接受這個想法（或者反過來將它排除在外，因為心靈本質上傾向於維持現狀，而不喜歡被外來的思想所煩擾）。想法首先是通過一種「感受」被發現的，因此情感在探尋其意義的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每一個新的想法都標致著個體心理結構的一個全新階段，其構建過程充滿了艱辛，需要我們不斷從經驗中學習，對比昂來說，這意味著要通過情感帶來的經驗來進行學習。但是，在每一個進入點，每當新思想試圖進入心靈時，都會由於情感動蕩而遭遇阻礙。他認為這正是精神分析經驗的核心所在：我們應該如何處理情緒動蕩—「是選擇去扼殺它，還是去發現它」。我們總會面臨這樣的誘惑，那就是「扼殺」或抵禦新的思想、新的心理狀態所帶來的衝擊。這種對情感動蕩的處理方式，恰恰形成了比昂的LHK（愛、恨、知識）公式，成為梅爾策「審美衝突」理論的基礎。
新觀念的衝擊激蕩出愛與恨這兩種截然相反的關鍵情緒，個體體驗到了一種衝突，在這種衝突中掙扎，尋求出路：要麽他可以轉身離去（採取防禦性的，或退行性的方式），要麽他選擇探尋衝突的意義––他尋求知識，然後從經驗中學習。在「審美衝突」中，這種情感帶來的情結，在嬰兒初生時對世界的初步體驗中便初見端倪，嬰兒最初是在母親的身體中，即（嬰兒的）第一個審美客體中體驗到這種衝突。在梅爾策看來，嬰兒或自體在成長過程中提出的關鍵發展性問題是：「這個客體的內在和外在都是美的嗎？」嬰兒或自體會即刻喜歡上母親或客體在感官上的美，但緊接著就會對母親意圖具有的神秘性產生懷疑。這是情感矛盾的開始，對應於克萊恩的抑鬱心位和偏執分裂心位。這種衝突激發了嬰兒的信任能力和對缺失的耐受，因此可以內攝客體，從而形成了內部世界。根據比昂的觀點，人在一生中都會在偏執分裂位（雙箭頭）和抑鬱位之間持續擺蕩，對此，他給出了用雙向箭頭連接起來的公式Ps↔D。
因此，僅僅讓嬰兒覺得舒適、安全，僅僅為嬰兒提供生理上的滿足是遠遠不夠的。嬰兒還需要一個母親或母親的意象，這個母親能幫助嬰兒建設性地利用不可避免的成長之痛，來發展自己的內在母親和客體——也就是發展內骨骼，以幫助他解決這一普遍存在的衝突。事實上，過度的舒適並不利於嬰兒自我認識的發展和思考能力的提升。客體變成了一個外殼，一個外骨骼，而不是一個容器。它阻礙了嬰兒與現實的建設性接觸—即比昂說的「意識到」（realisation）。同樣，在精神分析中，原初母性灌注是不夠的，至少當原初母性灌注被解釋為完全滿足病人對全然舒適和安心的要求時，是不夠的。尋找容器而非外殼的需求，在嬰兒出生的那一刻，甚至在嬰兒出生前就已經存在，這種需求有可能存在於出生前的原初心智中，這種原初心智開始在胎兒環境中獲得某種自我身份認同，並逐漸認識到，逃離封閉的世界是生存的必要條件。比昂曾引用佛洛伊德說過的一句話：「出生的停頓不僅是一種分開，也是一種發展的延續，這種發展已經走過了一段漫長的道路。」
比昂的另一項重要成就是嘗試構建「網格圖」來闡述或劃分這一思考過程的漸進歷程。儘管「網格」本身可能難以理解（實踐中也確實鮮有人使用）但其核心原則清晰明了：思考源於感官體驗，通過夢和神話不斷發展，在每個階段都變得更加抽象。這就像是柏拉圖式的階梯，從感官之美逐漸上升到抽象之美。網格圖複雜階段的演進與外在現實的時間無關。（因為網格圖關注的是內在的成長）。整個網格代表一個思想，網格是對佛洛伊德思想定義的詳細闡述，即思想是衝動與行動之間的強加物。這可能耗時數月，也可能只需要一瞬間。無論如何，每個階段都包含著衝突和動蕩，比昂稱之為「災難性的變化」，因為現有的人格會感到自己已經經歷了「現有心智狀態的死亡」，並且永遠無法預見，在新的結構狀態下，心靈會呈現何種面貌。精神分析師的任務就是發現這些情緒動蕩的點，並與病人共同探究它們的意義，這些情緒動蕩的點可能隱藏在光滑的心理表面之下，甚至幾乎無法察覺。它們是某種觀念試圖通過的節點，也是潛在成長的起點。
有鑒於此，神經症和精神病性症狀都可以被視為發展上的問題——要麽是發展陷入困境和混亂，要麽是發展在錯誤方向上的主動逆轉，在這種情況下，價值觀與現實之間出現「不匹配」，謊言和妄想取代了真相。錢–凱爾將這些狀態稱為「錯誤概念」：即先入之見與外部世界的現實無法匹配。他說，在三種普遍存在的、與生俱來的先入之見中，也就是他所認為的：「好乳房」、「創造性的性」和「死亡」，第一種先入之見比較容易識別，但關於「創造性的性」之幻想幾乎總是被某種方式的投射性認同所扭曲，而這正構成了與大多數病人分析工作的核心。
此外，梅爾策還進一步指出，任何形式流產掉的或扭曲的成長點都可以被視為從審美衝突中撤退。這兩種觀點都超越了經典精神分析防禦和壓抑的範疇。事實上，比昂擴展了克萊恩學派的理念，旨在重新整合人格中被分裂出去的，不好的或不受歡迎的部分，這些分裂出去的部分常常消耗個體潛在的才能。他還強調我們必需激活那些無法進入到心靈的狀態——它們並未受到壓抑，甚至未曾被分裂，因為它們從未真正被覺察，更從未以任何方式被理解。這些無法進入到心靈的狀態，似乎在人格發展的道路上構成了重要的障礙。
然而，它們與負性的狀態不同，負性狀態的特徵在於沒有任何情感，無論是好的情感還是壞的情感。他將負性狀態表述為LHK：憤世嫉俗和虛無主義盛行，情感被漠視或實際上根本不被「感知」。這種負性狀態就是梅爾策在「幽閉」中所定義的病理性類型：它們不包含任何有價值的東西，不像人格的分裂方面需要被整合；它們最終代表的是心靈的死亡，在幽閉中表現為對謀殺內在嬰兒的幻想（這個嬰兒也就是好客體的思想嬰兒）。
這種關於思維過程本質及其重要性的新觀點（後克萊恩學派觀點），以及思維源於出生那一刻的觀點，與多種認同類型的擴展性觀點相輔相成，這些不同類型的認同對人格發展既有積極影響，也可能帶來負面作用。所有這些類型的認同都建立在克萊恩的觀點之上，即嬰兒部分的自體將自身的定位朝向母親的身體內部，將母親的身體作為最初的幻想世界——這不是力比多的議題，而是客體關係的議題。
後克萊恩學派擴展了模型中的認同類型，這包括：
投射性認同
母親的身體被視為一個充滿不同空間以及無限子空間的世界，可以在想像的幻想生活中進入到母親的身體，這使其在啟示精神病理學和諮商室中所發生的現象的過程中得到永久的研究。克萊恩的工作為精神分析模型帶來了結構性的轉變，這使得她的追隨者們在此基礎上對投射性認同進行了更為深入的研究；比如，羅森菲爾德對自戀組織和疑病症及其投射性和內攝性認同方面的探討，以及西格爾關於精神分裂症患者抑鬱的研究，都證實了精神痛苦可以通過投射性認同分散到外部客體中。
投射性認同的概念現在可以被視為一個在不同的意義光譜上的運作，從病理性排空，到為母嬰關係發展奠定基礎的原初前語言交流，以及比昂思維理論的基礎，投射性認同都在其中發揮作用。主要區別在於正常投射和病理性投射。梅爾策並未談論「正常程度的投射性認同」與「過度投射性認同」的程度或數量問題，而是揭示了交流性投射認同與侵入性投射認同之間的本質區別：儘管兩者都涉及無意識幻想表達，但前者是一種與客體進行非語言交流的幻想，用於傳遞情感狀態，而後者則是一種占有和控制客體的幻想，梅爾策強調，這種占有和控制首先源自內在。能夠接受交流性投射的客體內部是一個容器，有助於塑造嬰兒的人格形狀，並在整合狀態下將其抱持；而侵入的投射會穿透和控制客體內部，使其成為幽閉空間，切斷自體與客體之間的交流，因而產生囚禁的心理現實。克萊恩學派的「世界–母親」視角為我們揭示了這種囚禁是如何從審美衝突中，如何從客體神秘性帶來的痛苦中撤退的。
內攝性認同
審美衝突對於嬰兒或病人來說是無法自己修通的（或者說，直到一個內在的客體得以建立之前，審美衝突都無法由嬰兒或病人自己修通。）然而，通過一種互惠的連結（梅爾策稱之為審美互惠）審美衝突變得可以忍受。在這個過程中，一方希望投射自己的情感，而另一方則願意接受這種投射，從而產生了神秘的內攝認同過程。這是一個相互的過程，每個人無論是母親和嬰兒還是分析師和病人，都渴望合作並分享他們之間的這種感覺，每個人都會內攝對方的心理狀態。在思考的過程中，母親將一種「想法」投射回嬰兒內在，從根本上說，它是一個聯合客體的修正和解毒版本——聯合客體在克萊恩學派的術語中，指的是內在的創造性伴侶。聯合客體抱持嬰兒的混亂和恐懼狀態，使其恢覆並進行重建。在後克萊恩學派看來，這種重建伴隨著每一次成功的「災難性變化」。在嬰兒期，這種變化最明顯地體現在斷奶期，這個時期的重要意義在於嬰兒開始成為一個獨立的個體存在，他們被迫內化乳房/母親，從而在客體缺失的情況下仍能保持與乳房/母親的基本連結——這與比昂對思考的定義不謀而合。然而，斷奶實際上貫穿於人的一生，只是不那麽明顯而已。每一次的斷奶，都代表著價值取向會從偏執–分裂位轉向抑鬱位，即與外部客體分離，轉向所依賴的內部客體。一旦我們掌握了這種分離的概念，就能清晰地看到母親與嬰兒，或是分析師與病人之間，是如何以一種更為抽象的方式維持內在聯繫，同時又能自由地朝向各自的方向發展。
黏附性認同
黏附性認同這一概念，是克萊恩學派模型的一個重要延伸。它是梅爾策與比克在研究比克所說的嬰幼兒「第二層皮膚」防禦時，結合梅爾策對自閉兒童的研究而提出的。這兩組兒童都與他們的客體——父母或治療師——形成了二維關係，這種關係嚴重阻礙了他們的投射和內攝能力。自閉兒童缺乏對自己與客體之間空間差異的體驗；而第二層皮膚則代表了一個全能控制下的替代性虛幻容器。
這兩種狀態都是試圖緩和強烈情緒的方式——一種是專制殘暴的，另一種則導致他們的世界變得貧乏或失去意義。然而，這兩種狀態都是受到激活情感的客體，即審美客體的影響，而引發的情感防禦。在喚起的愛與恨過於強烈時，通過黏附在客體表面來完全消除客體的他者性，要比追尋他者性的矛盾含義，並努力尋求對他者性的了解和理解要容易得多。這種黏附影響到兒童象徵化形成的能力，使他們要麽變得遲鈍（如緘默症），要麽變得枯燥乏味缺乏個人意義。這也許也是黏附性認同在成人身上的主要表現。因為這個問題並不只存在於兒童身上：自閉和暴虐這兩種狀態在每個人身上都有可能出現，在每一個分析中也時有發生。擴展性的後克萊恩心智模型對精神分析方法的理解，特別是關於移情–反移情中發生了什麽，產生了深遠影響。這種觀點促使分析師去應對和引導分析情境，以避免直接行動（無論是諮商室內還是諮商室外的見諸行動）；同時促進思考、「成為」和從經驗中學習。
當精神分析從一門醫學科學逐漸演變為一門藝術性的科學時，正如後克萊恩模型所揭示的那樣，診斷和治療的最初目標逐漸被如何取得治療效果的不同觀點所取代。這種轉變更加依賴於分析師自身的內省和榜樣作用，通過在移情中與病人的積極互動來實現。正確的詮釋不再被視為主要的治療工具，而是構想了一個更加複雜的詮釋網絡，其思路是：在病人面前大聲思考，或者說，與病人的內在客體進行對話。直接或評判性的詮釋會被歸入「行動」的範疇，這樣的詮釋實質上是一種試圖強加某種行為於病人的做法，促使病人走向所謂「治療」的軌道，正如比昂關於記憶、欲望和「道德」所發出的警告那樣，他明確強調，不成熟的詮釋和先發制人的進一步探索都是極具風險的。
梅爾策對「詮釋性遐思」和「遐思」做了明確區分：前者是探索性的，後者更多是明確的觀點陳述——但後者絕對無法詮釋真相的全貌。詮釋性遐思是這樣一個空間，它允許我們真正地去形成、捕捉和涵容意義。為了保持這兩種語言交流的平衡，分析師必須依靠自我審視，傾聽自己與自身客體的內在對話。
比昂和梅爾策都強調了精神分析的危險性，分析師可能會受到誘惑，陷入佛洛伊德所說的「精神惰性」，即從LHK的情感中撤退。當分析師難以忍受「未知」的壓力時，這種情況尤為明顯。這種擁有知識特權的錯覺對分析師和病人都造成了巨大的壓力，病人可能被動地啟發分析師自身的防禦機制；分析師則很容易被置於一個錯誤的位置上，認為自己是那個知道的人，是一個權威。相反，解決辦法正是我們應該將精神分析視為一種藝術形式或描述性科學，其目標不是解釋，而是觀察和描述情感交互。在當代和後克萊恩學派的精神分析中，反移情被視為一種必要的工具，而不是一種障礙，前提是它不可撤退到反移情的行動化，不可妨礙觀察病人無意識幻想的現實。通過觀察自身的反移情反應，分析師能夠耐心等待，直到象徵著病人情緒狀態的「潛在模式」浮現出來。它是在治療過程中逐漸形成的，越來越被視為一種夢一樣的情境，宛如藝術形式一般。比昂稱其為「語言的成就」，這是一種在兩個人之間發展的私人語言，「語言的成就」之基礎在於他們共同對重要時刻——也就是對夢或聯想——的命名。病人對夢的敘述被回顧和重新消化，就像嬰兒的情感投射通過遐思和阿爾法功能被轉化為富有意義的符號一般，即使沒有語言，也會獲得自知之明。
因此，根據後克萊恩學派的觀點，精神分析過程是一個由兩個人組成的協同工作，雙方共同在一個被稱為「容器—被涵容者模型」的框架中，通力合作並努力尋找意義。然而，這種探索性而非診斷性的活動所帶來的壓力只能通過依賴內在客體來承受（尤其對於分析師而言，由於其所承擔的責任，這種壓力更為顯著）。正如比昂所言，房間裡不僅只有兩個人，他們的工作受到另一位觀察者的注視，這種信念支持著分析師。歸根結底，不是分析師需要充當容器，而是分析本身需要作為一個容器存在。比昂和梅爾策都強調了這一點：精神分析是一個審美的過程，其關鍵時刻的啟示得到了比昂所描述的「審美感受」的印證。分析本身就是審美客體，喚起了L、H和K的情感情結；而忠實遵循分析方法進行分析的事實，既激發了審美衝突，又解決了審美衝突，而審美衝突正是象徵化形成、思維和人格發展的核心所在。
▍2024/04/03~08/28 Irene Freeden ＆ Meg Harris Willi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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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LLHORN: A Twentieth Century Lif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