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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荷蘭當都更說客：阿姆斯特丹以人為本的10年街區再生筆記

作者：采和建築師／鄭采和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24年02月02日

二十年前就讀大學時曾看過一則令人印象深刻的新聞

報導中華民國建築學會舉辦的921感恩紀念競圖

由留學荷蘭女建築師鄭采和及團隊獲得首獎

當時覺得臺灣有這麼年輕優秀的建築人真是太強大了

十年前有幸在國北教文創系兼課時

和已回國的鄭建築師一同帶過同一門課

今年鄭建築師出書《我在荷蘭當都更說客:阿姆斯特丹以人為本的10年街區再生筆記》闡述她在荷蘭的學習到工作經歷

詳細介紹對於都市空間議題的觀察、反思與第一手實務操作經驗

http://www.readingtimes.com.tw/readingtimes/ProductPage.aspx?gp=productdetail&cid=mccc(SellItems)&id=JA00046&p=excerpt&exid=54178

對我來說最有趣的是阿姆斯特丹城市空間建構歷程

充滿人類生命與環境搏鬥而發展的智慧

從多元種族問題、文資保存和邊緣地區軸線翻轉都充滿精彩故事

其實也是一部荷蘭經濟發展史

今年是東印度公司興築熱蘭遮城四百週年

閱讀鄭建築師此書參照荷蘭歷史別具意義

書中也處處可見與臺灣都市治理經驗的相互參照

推薦大家開啟有別於臺灣經驗至今對於「都市更新」的想像

以下節錄幾段有趣的文化差異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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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占屋

　　西方的「占屋」，如果拿來跟我們亞洲城市盛行的違章建築比較，可以反映兩種社會架構的不同。在亞洲，違建是私人空間向公共空間的一種霸占，把自家的空間向外擴建，增大自家的使用面積，卻不尊重公共空間的品質。就算是將頂樓違建出租給藍領階級的租客，獲利的還是擁有產權的屋主。「占屋」，則是強行霸占別人的私人產權，表現了西方人的掠奪主義，但也有一種無產階級對有產階級的反抗意識在裡頭。有趣的是，如果在臺灣，公共空間就等同於沒有產權、領域感模糊的空間，任何人都可以占領一小部分。但跨越到別家的私人空間，則是很不禮貌的行為。在西方，「占屋」似乎已經被文化分子合理化了，而公共空間，卻是大家不敢侵犯的公權力領域。雖然在二〇一〇年，占屋在荷蘭又變成了非法——主要是由於歐洲政治氣候右傾的原因，但是向來政治態度偏左的阿姆斯特丹，政府還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容忍占屋。據說，這是因為阿姆斯特丹的地方政治人物年輕時都當過占屋者，搞過社會運動，所以對占屋有一種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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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租屋

　　有一回，房東公司帶了一位買家來看我們住的房子，請我和我樓上樓下的鄰居打開門讓這名買家看看房子的狀況。那時，我很緊張的問漢娜：「如果買家要買我們這棟房子的話，我們是不是都得搬家？」穿著浴袍的漢娜說：「安啦！如果買家要買，也得接受我們這些租客繼續住在裡面。」我說：「真的嗎？他不能把我們趕走嗎？」漢娜輕鬆的說：「他會幫我們找房子，但如果我們看來看去都不滿意，他也不能怎樣，因為我們有永久居住權！」後來，這名買家雖然沒有向房東購買我們住的房子，我卻對我擁有永久居住權這件事感到不可思議。原來，在阿姆斯特丹，若是在一間合法租來的「社會租金住宅」房子裡居住一年以上，就自動擁有永久居住權。也就是說，如果租客都有按時繳房租，且沒有要搬走的意思，一般的情形下，房東是沒有權力把租客趕走的。就算房子賣給了新東家，新東家也必須「接納」原有的租客。而如果新東家想重新改造房子或拆掉重建，也必須先將租客安置到租客屬意的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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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交通政策轉向

　　如果在谷歌上搜尋「停止謀殺兒童運動」(Stopde Kindermoord)的荷蘭文關鍵字，你會發現一個拍攝於一九七二年舊水管街區的珍貴影片。一開始的片頭，你會看到有別於現今舊水管區到處是自行車及街角公園的都市景觀。那時街區裡到處是汽車，而片中的男孩羅納德．達姆(Ronald Dam)則在街上行走，邊走邊想，越想則越不爽：「為什麼我們越來越不能在街上玩球呢？」他看著鏡頭問。片中記錄了很多當時想安心在街頭玩耍的兒童請求家長及住民加入「停止謀殺兒童運動」的聯署，也能看到第一代「生活型街道」的街道設計及車輛改道的討論。最後影片則停留在孩童詢問老師們政府什麼時候會回應時的天真臉龐，相當觸動人心。

　　一九七三年，石油危機帶來了契機，由於中東國家停止販售石油到英美系國家及荷蘭，引發汽油價格的暴漲，促使阿姆斯特丹人開始認真思考能源枯竭可能帶來的潛在問題，並開始更大規模的推廣自行車道的舖設及相關規劃，連當時的荷蘭首相都在電視上推廣自行車為核心的生活方式。而阿姆斯特丹自行車騎士協會的人數也逐年增加。一直到今天，他們仍然不懈地在推廣自行車騎乘，並且也一直在監督市政府改善老舊的自行車道或是危險的路口，甚至拓寬自行車道及建設專用自行車地下道等了五十臺自行車，將它們漆成了白色，並讓它們隨意擺放在城市內供市民使用。因為當時的法律規定自行車一定要上鎖，不能停放在路邊，青年不合作運動在這個共享的過程中還跟警察發生過數次衝突。到了二十一世紀，共享自行車在全球城市已廣泛使用，但少有人知道共享自行車的構想，其實是源自於「白色自行車運動」，只不過約莫再過了二、三十年，才被政治人物重視。

「停止謀殺兒童運動」則由街區住民普頓發起，她因目睹街區車行氾濫的交通現狀，於是發起了這個運動。她曾在媒體上說「我非常擔心兒子的安危」。後來參與她組織的抗爭運動的民眾越來越多，她們發起「無車日」及「街頭餐會」，目標是讓孩子可以回到街上去玩耍。

這樣的持續行動，讓後來很多她們舉辦過聚會的街道變成了「生活型街道」(荷：Woonerf／英：Livingstreet)。「生活型街道」標榜車輛進入街道後減速，在街道上增加更多綠化的面積及共享式的鄰里街坊活動使用，後來也影響了英、美及日本的社區街道規劃。而這樣的街道規劃手法最早在阿姆斯特丹出現，就是出現在我居住的舊水管區的「街區環境改造計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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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紅燈區的現代化

　　二○二二年末，市長哈爾塞馬宣布將會用三個新的「新紅燈區」的地點提案去興建一個垂直化、集中管理的「性專區」複合型大樓，三個地點的其一，可能位於北阿姆斯特丹的NDSM港邊碼頭，其二及其三則可能位於南阿姆斯特丹尚未成型的南軸辦公金融區市郊周邊。哈爾塞馬說公布這三個可能地點的原因，是可以讓市民參與市政的討論，若能選出一個大家都覺得合適的方案，則政府可以出土地，由建設公司出錢來興建並且營運管理，將剩下的兩百四十九戶紅燈櫥窗中的一百戶遷至新的「性專區」複合型大樓，紓解市中心老紅燈區的人潮。在市政府公布的空間效果圖中可以看到，「性專區」複合型大樓內的櫥窗位於頂樓數層，下方則增加了電影院、譚崔瑜珈(英：TantricYoga)教室、同志劇場、性學講堂等等。哈爾塞馬說她腦海中的性大樓是像法國的「紅磨坊」(法：Moulinrouge)那樣，是大家下班後可以去放鬆的地方，帶點優雅的文化氣息，不純然粗俗的地方。

　　基督教民主黨(英：Christian Democrats)仍然表示反對，覺得這是一個瘋狂的政策。他們表態認為這樣大張旗鼓的宣揚性產業也未免太誇張了，市政府竟然將性產業當成一個「迪士尼」來經營。代表勞工權益的D66黨則說，這樣的政策完全沒有解決在市中心櫥窗內工作的小姐們的困境，新的「性專區」複合型大樓將提供的是過高的櫥窗租金跟中產化的經營模式，會使得年老的小姐們租不起櫥窗、被產業淘汰，失去工作權的保障。妓權團體PIC則表態，說這樣的集中化管理將使得性工作者及嫖客被標籤化，無法與舊城區混雜的產業及社區調合，性產業應該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該被推擠到城市的郊區，那些看不到的地方。

圖片是2023年過世的馬格南社美國攝影家

艾略特・歐維特(ElliottErwitt)

1968年拍攝的阿姆斯特丹紅燈區一位名叫Parijse Leen的櫥窗女郎

那些年許多櫥窗內都有一幅哭泣的吉普賽男孩畫作

性工作者相信這會帶來好運、財富和幸福